鲁健骥
日课傅耕野
1951年，我本应参加“小升初”考试，却因突患扁桃体炎、高烧不止，只得弃考。等痊愈的时候，赶上私立中学招生，我进入丰盛胡同的北京私立进步中学就读（北京私立进步中学于1953年改为北京市立第四十二中学，校址设在八里庄。1954年，北京市立第三十八中学迁至八里庄，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；原北京市立第四十二中学迁入北京市立第三十八中学的校址）。
在这所中学学习了三年，有两位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在我心里，他们不仅是老师，更是个性突出、才华横溢的“大先生”。
开学那天，一进校门，我就看见大影壁上有“进步中学”四个红漆大字，像毛体，落款是“傅耕野题”。同学们互相嘀咕：“傅耕野是谁呀？”
正式开课后，我并未见到傅耕野先生。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是刘越千先生，他任课没多久，就转到一所职工夜校教书了，接替刘先生的，正是傅耕野先生。傅先生中等身材，面容清癯，留着寸头，胡子较重，看样子只有三十岁左右。他说话略带口吃，但他的口吃并不是重复一个字，而是把一个字拖长。因为同学们都知道是傅先生题写的校名，所以对他非常尊重，提及“进步中学”的题字时，他纠正道，那不是毛体。傅先生写板书也一丝不苟，即便用粉笔，字体同样独特，后来我才得知，他写的是“板桥体”。
为了紧跟形势，那一年，语文课文更换过好几篇，来不及换课本，每次临时下发单篇的课文或铅印或油印，如李准的小说《不能走那条路》、秦兆阳的特写《王永淮》，都是傅先生给我们讲授的。当时，作文课老师由语文老师兼任，有位同学写国庆游行，说解放军战士个个都富有“上午”精神。傅先生上课时，问：“尚武应该是哪两个字呀？”多数同学都答出来了，他便把“尚武”二字工整地写在黑板上，那位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很不好意思。接着，傅先生又给同学们讲“尚武”的意思，讲“尚武”一词应该用在什么地方，他风趣地说：“可不能写成‘上午’，难道解放军战士只在上午有精神，下午就没精神啦？”还有一次是写去北海过队日。有位同学描述自己站在白塔山上的激动心情时，说：“啊！站在白塔山上，我看到了祖国的远景！”同学们听后哈哈大笑起来，那位同学自己也笑了，他说：“傅先生，我知道‘远景’一词用错了。”
傅先生教完了初一的语文课，并没跟我们到初二。
好像是初二的时候，我和母亲去看望一位姓“那”的老邻居、老朋友，他住在香饵胡同78号，那个院子里只有南房、北房各三间。正说着话，从南房走出来一个人，我一眼就认出是傅先生，赶忙跑过去打招呼，傅先生也认出我，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让我到他屋里坐会儿，我没客气，跟着他进屋了。他家布置得非常雅致，堂屋中间有一张很大的书案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。他问我喜欢不喜欢写字，我说喜欢。他又问：“临过帖吗？”我直告：“上小学时描过红模子，大字临过柳公权的《玄秘塔碑》和颜真卿的《多宝塔碑》，小字临过黄自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”他说：“看来你有点基础，如果对写字有兴趣的话，就常来，我再帮你提高提高。”那时，我还不知道傅先生是书画家，不然我一定会跟他学习的。随后几年，我又和母亲去过几次香饵胡同，每次都不忘向傅先生行礼，但从未提及学写字的事。他大概觉得我没有学的意思，也不再说教我写字。后来，“那”家搬走了，我不再去香饵胡同，跟傅先生断了联系。
斗转星移，到了新世纪。一次，我在报纸上看到纳兰性德陈列馆开馆的消息，准备去参观，正好一位朋友也有此计划，我们便同往。那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，进门便是纳兰性德的石像，再往前走是陈列馆的正厅。只见迎面的廊柱上有一副楹联：“珠轮碾碎梨花梦，衙鼓敲残野鹤情。”自觉很能概括纳兰性德悲凄而短暂的一生。走近一看，落款是“傅耕野书”，我眼前一亮，脱口而出：“这是我的中学老师！”回家后，我详细了解了傅先生的生平。傅先生名功赞，字耕野，号京华髯翁，是正白旗人，老姓沙济富察氏。他生于1923年，其父傅谦豫，晚清时曾出任驻法国参赞和驻西班牙公使。
另一位老师是蒋北海先生，教初一的美术，那时他五十多岁，留着背头，脸上有一些浅麻子。他站在讲台前，说话时习惯先“嘿嘿”两声，嗓音低沉，底气十足。蒋先生自称“北海”：“今年北海教诸位美术，但学习之前，诸位要知道什么是美术，为什么要学习美术。”说着，他从讲台上拿起一个卷轴，展开后挂在黑板前，只见画上的公鸡仰头长鸣，特别有精气神。蒋先生说：“这是‘雄鸡报晓’，我为什么画这幅画？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，每一个国人都要热爱她，为建设她出力。诸位年纪尚小，从小就要立下志愿，爱祖国，爱人民。”他告诉我们，不同时期，爱国的方式是不同的，像日寇侵华时，抗日即爱国——蒋先生曾在中山公园水榭两次举办个人画展，所得收入尽数捐出，以支援抗日。蒋先生还出版过几本教画画的书，最近正准备再写一本，“诸位愿意买的，请下课后登记”。一听说蒋先生要写书，大家都排队登记认购。第二次上课，蒋先生看全班同学都登记了，又“嘿嘿”两声，说：“北海非常感动，感谢诸位的支持。”没过多久，蒋先生的书出来了，是油印的，大概一百页的样子。封面用红色油墨印制，内文用魏碑体刻印，很美观。
蒋先生教学讲究观察与实践并重，每次上课，他都要带几幅作品来现场展示，多是国画，也有油画、水彩画。他还讲过达·芬奇画鸡蛋的故事，不忘拿《蒙娜丽莎》的印刷画给我们欣赏，他感慨道：“达·芬奇要是没有下过画鸡蛋的苦功夫，他后来怎么画得出《蒙娜丽莎》！”一次，不知怎么说起油画，蒋先生说画油画不一定用油画颜料，用普通水彩画颜料加桐油也行。我听完也不问清楚，买了一张草板纸，用水彩画颜料画肖像，再涂上桐油，不料桐油漫延开来，画面模糊了，颜色变暗了。等完全干透，我把画拿给蒋先生看，他笑了，说：“桐油可不是这样用的。正好，这周日上午九点，画家左辉先生在八中有个美术讲座，左先生是画天安门毛主席像的大画家，你可以去听听。”
可能是这次画“油画肖像”给蒋先生留下了印象，他以为我喜欢画画，一次课后，他叫住我：“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要招生，你可以试一试，这是招生简章。”虽然我刚上初中，但已经读过不少俄国的文学作品，还拼命学俄语，计划将来读俄语专业，根本没想学美术。况且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招生时还要求提交一幅自己的作品，我就更不想学美术了。我对蒋先生说：“蒋先生，我不是画画的材料，单这幅作品，我就交不出去。”他倒也不勉强，说：“你要是改了主意，跟我说一声，时间还来得及。”
此后的一天，下午没课，我准备到西四的书店看书。那时，西四附近有三家书店，离我家最近的书店在女三中对面的大影壁东头后边。我刚走到离大影壁不远的地方，就看见那边围着一群人，好奇地凑过去，原来是蒋先生坐在小马扎上，用水彩画颜料画女三中的校门。我叫了一声“蒋先生”，他扭过头一看是我，“嘿嘿”两声，说：“你来啦？正好，你看看怎样写生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每天下午没课的时候，我都出来写生，你有时间可到我家看看，我住八道湾8号。星期天上午我在家。”
老师主动邀请，怎能不去？星期天上午，我准时到蒋先生家做客。他家并不难找，是八道湾路西的一个院子，院子里只有西房和北房，一进大门，好像要下两级台阶。我看北房比较高，就想着蒋先生可能住北房，径直走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蒋先生！”蒋先生给我开了门，笑道：“你来啦，请进吧！”
那是非常豁亮的三间大北房，用大屏风作分隔。屋里书很多，整齐地码在书柜里，书柜里放不下的书，有的摆在硬木衣架的空格里，有的摞在小板凳上。蒋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，还叫了一个年轻人出来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学生，你去沏杯茶。”那年轻人赶忙去沏茶了。我说：“蒋先生，您住的房子真大呀！”蒋先生又“嘿嘿”了，说：“我送你两本书吧。你可以从衣架和板凳上各拿一本，都讲的是画画的基本知识，可能对你有点用。”随后，他谈起自己画画的体会：“画画这东西，如果你要是有兴趣，就得多画，不能只看不动笔。不然你看得越多，就越不敢动笔，那样便成了‘眼高手低’。”我连连称是。捧着两本书，我如获至宝，没待多长时间就告辞了。那两本书果然很有用，一本书讲画老人的长胡子，跟画火苗是一样的，区别是一个朝上、一个朝下；另一本书讲透视法，说西洋画是一点透视，中国画是多点透视，还各举了一个例子。蒋先生有关“眼高手低”的教导，我始终记得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最终都要落到实践上。
在成长的重要阶段遇到“大先生”，是一种幸福。他们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看似不经意，却能帮助你一生。尽管我没有像傅耕野先生和蒋北海先生所期待的那样，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工作，但他们的有教无类、因材施教，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与呵护，对我日后从教有相当大的影响。